1. Navigating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探索反腐策略
公婷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柳智浩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
本期特刊旨在探讨不同背景下多类型反腐策略的使用情况，重点分析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及实践有效性。本期特刊包含五篇文章，每篇文章都在规范性考量与实证分析之间实现了较好地平衡。文章共同探讨了在不同环境中选择和实施最合适的反腐策略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复杂性。总体而言，本期特刊的文章加深了我们对促进反腐努力有效性所需策略和因素的理解。构建廉洁政府和培育诚信文化的动力受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影响。本期特刊的特色在于其全球视角，提供的理论与实践见解超越了所讨论的特定地区。尽管在应对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腐败问题时存在显著差异，特刊中的实证案例所揭示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策略的特点——无论是基于规则、基于价值，还是基于技术的反腐策略。反腐工作的成功取决于这些策略的合理应用和有效结合。
2. Combating corruption on the frontlines: analyzing penalties for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in China
反腐在一线：考察对中国基层官员的处罚
王锐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倪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对腐败行为的处罚是官僚组织廉政管理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既有文献对具体干预措施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比较有限。本文基于委托人-监督者-代理人模型，探讨了对基层官员腐败行为实施处罚的标准。我们考察了多种因素对腐败处罚严重程度的影响，特别强调了自上而下的反腐改革和地方执法能力的影响。通过文本挖掘技术，我们构建了一个涵盖2015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基层官员腐败惩处的4025个案件的综合数据集，并使用多层次分析方法探讨这些动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改革直接导致了处罚严重程度的增加，但不同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执法能力与处罚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尽管损害程度与处罚严重性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观察，但在不同类型的腐败案件中，所施加的处罚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多种处罚措施的动态效应及影响基层官员腐败处罚的可能因素。
3. Value co-creation in fighting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反腐中的价值共创：来自香港的经验
王大安 南方科技大学廉洁研究院
根据价值共创理论，公共服务的存在和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满意度、信任和信心，取决于那些接受服务并参与其生产的人。他们的感知和评价决定了该服务的当前和未来发展。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揭示了价值共创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是一种实践方法，同时也展示了其在公共治理中的可行性。本文以香港的反腐预防为案例，揭示了如何通过反腐努力在社会中传播与廉洁相关的公共价值。研究发现，反腐败的成功依赖于社会层面三个重要的基于价值的因素：社会对反腐的支持、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对腐败的零容忍。研究结果强调，腐败预防不仅仅局限于揭露腐败案件和起诉腐败分子，其根本目标是促使社会价值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些变化只能通过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实现。
4. Impacts of AI-based anti-corruption audits on risk aversion in decision-ma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Brazilian ALICE tool
基于人工智能的反腐审计对决策中风险规避的影响：以巴西ALICE工具为案例研究
Wagner Mencke 巴西审计总署
Ricardo Gomes 巴西FGV大学管理学院
Flávia Xavier 巴西审计总署
本研究探讨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反腐审计对公共采购决策的影响，尤其关注巴西联邦政府合同量波动的情况。我们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利用巴西审计总署开发的ALICE平台（招标、合同和公告分析器）从2019年1月至2024年1月生成的警报数据。研究结果表明，ALICE的人工智能算法可以缓解风险规避，会显著影响采购决策。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警报会带来样本观察期间总采购量20%的增加。尽管这些结果表明ALICE与决策行为变化之间存在可能的因果关系，但进一步采用定性方法（如与采购官员的深入访谈）的研究仍然有必要，以全面阐明其背后的机制。本研究强调了继续探索人工智能工具与公共部门决策之间复杂互动的重要性。这类研究对开发和实施促进透明、道德行为、效率和问责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公共采购过程中。
5. The Hong Kong model-building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agency
香港模式——建立有效的反腐机构
屈伟扬，香港国际廉政学院
本文探讨了促使中国香港廉政公署（ICAC）取得成效的因素，以此为建立有效的反腐机构提供理论支持。文章描述了香港如何从50年前的普遍腐败转变为现在相对较低的腐败水平。ICAC成功的关键在于坚定的政治承诺、健全的法治体系、宪法社会和组织层面的制度化，以及强有力的问责机制。ICAC采用执法、预防和教育三管齐下的策略，这种整体性举措通过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帮助培养了清廉的治理文化。
6. Advancing the Anti-corruption caus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essons from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通过国际合作推动反腐事业：香港经验的启示
腐败仍然是全球各地区在稳定、发展和福祉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一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反腐工具，推动签署国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在过去二十年中，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成为国际反腐努力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各地区能够相互借鉴成功经验并提升自身能力。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ICAC）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脱颖而出，成为典范。凭借其在过去50年成功遏制腐败的经验，ICAC通过坚持“包容性对话”、“集体努力”和“共享利益”的原则，推动全球反腐合作向前发展。在与合作伙伴机构建立能力建设合作时，ICAC遵循“包容性对话”原则，开展深入讨论，量身定制培训项目，针对具体的能力差距，同时考虑到各地的文化、政治和法律特性。在“集体努力”原则下，ICAC积极参与国际反腐事务，并担任国际反腐败机关联合会主席，展现出其致力于促进《反腐败公约》的有效实施和加强全球反腐努力的承诺。通过践行“共享利益”原则，ICAC成立了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作为一个战略性、制度化的平台，向来自不同地区的反腐斗士提供专业培训项目。这些努力为建设一个更加透明、问责和无腐败的世界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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