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ng, T. & Lau, C. H. (2024). Navigating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4(3): 225-230.

探寻反腐策略

作者简介

公婷，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讲座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廉洁研究院暨粤港澳大湾区廉洁研究中心讲席教授。

柳智浩，香港国际廉政学院总监。

主旨内容

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正持续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并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纷纷采取防控腐败的政策措施，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成效仍然有限。腐败也呈现出区域不均衡的特点。腐败治理效果不如预期，可能源于腐败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特质。实际上，腐败是一种社会构建，人们对腐败的理解受到了既有社会规范、信仰和实际生活的影响。不同的社会对腐败问题也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此外，随着腐败的形式和方法日趋复杂化，选择合适的反腐策略以遏制腐败也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存在三类主要的反腐策略：基于规则的、基于价值的和基于技术的。三种策略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可以通过整合，共同创建有效的反腐一体化工程。

基于规则的反腐策略认为，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为个人行为设定严格标准并要求其遵守，可以遏制腐败。这种方法强调建立独立和强大的反腐机构，负责监督法规的执行，调查腐败案件，实施处罚。这些机构通过独立运作以确保公正和有效性。其职能通常包括审计、监督公共采购过程以及为举报者提供信息渠道。此外，确保这些机构资源充足并免受政治影响对于腐败治理的成功也至关重要。

基于规则的反腐策略依赖于有效的实施、持续的监督和强大的问责机制。然而，由于实施不力或缺乏政治意愿而削弱执行有效性的情况仍可能发生。在某些情况下，规则可能被少数群体操纵，导致法律服务于统治者而非民众。即使在法治之下，过度僵化的规则会导致繁文缛节。过分强调合规也可能产生一种误解，即任何未明确禁止的行为都是合法的。由此便会妨碍政府有效应对新出现的腐败挑战，因为规则无法预见所有可能的情况，难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基于价值的反腐策略认为，价值观、道德和道义在腐败治理中至关重要。提高公众的反腐意识是关键。此外，基于价值的反腐模式强调政府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作用。相关观点认为，正直的领导者成为民众的道德榜样，有助于培养腐败零容忍的文化氛围。

然而，改变组织文化或社会价值观并非一蹴而就。建立新的道德标准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陈旧的社会规范，尤其是那些鼓励腐败文化的，对社会变革具有较强的抗拒能力。此外，基于价值的方法可能无法解决诱发腐败的结构性和系统性因素。因此，虽然文化价值塑造至关重要，但其必须获得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的支撑。

基于技术的反腐模式旨在利用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来提高治理的透明度、问责制和效率，关键在于通过数字平台简化官僚程序，规范官员与民众之间的交往，减少行贿的机会。此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前景也在治理实践中得到关注。它能够创建不可更改的行为记录，确保数据不会在未被检测的情况下被随意变动。另一个有效的策略是使用人工智能来监测可能涉嫌腐败的行为。通过大数据分析，政府可以监测到财务交易、采购过程或公共开支中的异常现象。

然而，技术驱动的反腐实践也有其局限性。一个重大挑战是数字鸿沟问题。在许多地区，由于数字技术的可及性有限，那些位于农村或欠发达地区的群体往往难以充分享受数字反腐红利，尽管这些群体常常深受腐败之苦。此外，反腐数字系统也容易受到网络安全、数据隐私和实施困难等问题的影响。因此，数字技术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包括清晰的数据收集、使用和保护指南。

每种反腐策略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独特的实践优势。深入理解它们的特点对于反腐策略的量身设计至关重要。本期特刊的五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探讨了在具有差异的环境下，不同的反腐策略所面临的复杂和潜在挑战。

王锐和倪星的研究基于一个包括4025个基层腐败案件的数据库，在委托-监督-代理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惩处基层官僚腐败的标准。文章分析了影响腐败惩处严厉程度的多种因素，特别强调了反腐改革和地方执法能力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反腐改革提高了惩处的严厉程度，地方政府执行能力与惩处严厉程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然而，不同类型腐败的惩处严厉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在腐败治理中严格执法通常需要社会道德的加持和强化，才能构建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公婷和王大安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强调民众参与对于在腐败治理中实现价值共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文章讨论了价值共创理论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反腐治理中三个至关重要的社会价值元素：公众对反腐斗争的认可、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腐败的零容忍。这些价值观是在政府与民众互动中形成的，影响着腐败治理的现在和未来。

Wagner Mencke等人考察了技术驱动路径在腐败治理中的作用，并以巴西公共采购过程中实施的AI驱动的ALICE平台为例展开分析。他们挑战了一个传统观点，即此类平台产生的自动警报可能导致过度谨慎或风险规避，从而诱发官员在面对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时过于保守的采购决策。研究发现，反腐技术并没有抑制决策，而是通过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度，促进了更积极和自信的采购行为。

以上研究表明各类策略在腐败治理中的关键作用。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单一模式可以直接决定反腐斗争的成败。正如香港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有效的腐败治理需要各类策略的有机组合。

在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之前，香港社会腐败猖獗。廉署成立之后采取了“三管齐下”的方法，将执法、预防和教育相结合，有效地抑制了腐败。屈伟扬在文章中提到，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对法治的坚守以及廉署的制度化运作是香港良好反腐声誉的主要因素。此外，廉署享有高度的社会信任，并积极参与社区互动，从而提高公众反腐意识。在组织上，廉署的成功依赖于充足的资源和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同时，廉署也通过一个强大的权力制衡系统维持其运作效力，确保了问责和监督的有效实施。

柳智浩的研究从国际合作的角度审视了香港经验。香港廉政公署在推进全球反腐败的工作中采取了诸多创新举措。其坚持三个主要原则：“包容对话”、“共同努力”和“共享利益”。遵循这些原则，廉署促进并参与国际合作，与全球其他反腐机构交流经验和做法以及成功措施。作为全球反腐败网络的重要成员，廉署推广了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

上述五篇文章增进了我们对于有效反腐所涉及的策略及影响因素的理解。本刊的特点在于通过全球视角提供跨越特定区域情境的一般理论和实践经验。尽管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腐败治理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些文章中的分析结果揭示了不同策略的特征和效果——无论是基于规则的、基于价值的还是基于技术的。反腐治理的成败取决于这些策略的合理运用和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