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zma, J (2022). Implementing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U.S. biotechnology oversight. 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doi: 10.1007/s43508-022-00046-x.

实施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针对美国生物技术监督的案例研究

导语

通过对美国生物技术监督的案例分析，本文探讨了两个研究问题：一是为什么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以下简称RRI）的愿景难以在新兴技术的治理体系中实现；二是如何克服障碍使RRI在国家政策议程中得以实施。结合现有研究，针对前一个问题，本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针对后一个问题，本研究主要从多源流模型、间断均衡理论和倡议联盟框架的视角，以“焦点事件”和联盟动态为中心，探讨了将RRI纳入政策议程的六种策略。

作者简介

Jennifer Kuzma 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杰出教授，也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遗传工程与社会（GES）中心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分析、风险治理、公共政策等。

主旨内容

1.导言

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RI）是一个框架，旨在更好地将社会期待与技术开发创新保持一致，具有反身性、预期性、包容性和响应性的特征。反身性要求研究者自身进行反思和进一步创新优化；预期性要求必须考虑产品潜在的下游后果；包容性强调研发和创新过程应当接纳来自“非专家”的外部人士的关注和评价；响应性要求创新者们在研发过程中对外部的建议进行合理采纳。

RRI对如何与社会共同设计和生产技术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实践和原则。然而，这套体系在美国的生物技术监督和创新体系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现。本文通过多层级视角和政策过程理论等分析框架，深入探讨实现RRI的路径，以期促进技术发展、提升公众对新兴生物技术的信任。

2.在生物技术监管中实现RRI的障碍及政策激励

在生物技术创新系统中实施RRI主要有三个层次的障碍：

从微观层面，即利益相关者对于RRI的态度和信心上来看，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1）延迟创新：创新者们认为，RRI要求的包容性和响应性牵扯到繁重的程序，耗时较多且可能导致研究工作的暂停。这种顾虑在负责上游基础研发的研究者身上更为明显。（2）赤字思维和“愤世嫉俗”：创新者认为，非专家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不足，其意见和观点是无效的；公众参与反而可能激发其对生物技术的恐惧，从而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3）能力缺乏：缺少相应的指导标准、资源和伙伴关系来提振创新者参与到RRI中的信心。

从中观层面，即制度和组织体制层面上来看，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1）RRI本身的结构性障碍：如缺乏资源；缺乏激励措施；以及缺乏战略、系统和正式结构等。（2）文化障碍：目前大部分创新者及其所在的组织的规范、价值观和主要精神，如须优先保证创新进程、重视学术自治等，都与RRI的原则和要求相悖。

从宏观层面，即国家层面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背景上来看，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1）机构间障碍：行业、学术界、政府、投资者等多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可能阻碍RRI的实现。RRI会影响行业、学术界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增加政府监管的成本。（2）社会政治背景：在美国，技术发展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公共产品；而RRI强调包容性等原则，被视为对这一利益产生威胁。

需要说明的是，宏观层次的因素会渗透到制度和个人层面，并体现在对中观和微观层面障碍的讨论中。以上分析说明，需要有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相关政策使RRI制度化，以激励微观层面的个人投身入RRI的落实。资助机构可为将RRI纳入其提案的团队提供更多资源支持，这有助于改善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文化和结构背景。然而，资助机构仍将面临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障碍。因此，它们需要来自国会的更多资源和高层决策者的支持。鉴于上述情况，本文转向讨论如何将RRI纳入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议程这一困难的问题。

3.实现RRI的策略过程理论见解

本研究选取了以下三个理论框架，尤其关注其中的“焦点事件”以及“联盟动态”，探讨将RRI纳入政策过程的可能性。

一是多源流模型（Multiple Streams Approach，以下简称MSA）。有两种方法可以克服生物技术创新中的RRI难以形成较好的问题流和政治流的问题：（1）通过政策企业家组建联盟，推动RRI进入政策议程。（2）通过媒体传达的安全问题等焦点事件来打开政策窗口。

二是间断均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以下简称PET）。PET在MSA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事件和场域两个角度推动RRI进入政策议程：（1）改变“政策形象”：政策企业家可以改变RRI的政策形象，使其不再成为技术发展障碍，而是成为提升消费者对生物技术创新的信心、提高生物技术治理的公共合法性、培养创新者的自我反思精神的“技术推动者”，从而减少宏观层面对RRI的阻碍。（2）改变“政策场所”：可以将RRI带到一个远离强大的利益团体占主导地位的旧领域的新的政策领域，如政府会议或研讨会，以便引起媒体以及政策制定者对RRI的注意。

三是倡议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以下简称ACF）。美国生物技术利益相关者群体持有不同的核心信念。根据这一理论，本研究认为，RRI的支持者必须扩大其联盟，以增加权力和杠杆作用，并扩大政策问题的范围，以招募其他强大的部门或参与者（如食品行业）加入他们的联盟。

4.局限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重点有限，侧重于国家决策而没有权衡其他战略的潜在利弊及其潜在的成功可能性，对自下而上的努力考虑不足。（2）没有完全考虑所有可能的理论，只对其中较为重要的和符合话题的三个理论进行了讨论。（3）在分析中借鉴了其他国家的背景，结论可能适用于美国外的其他国家。

5.总结

图1：将RRI纳入政策变化的潜力的分析模型

图片来源：Kuzma, J (2022). Implementing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 case study of U.S. biotechnology oversight. 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doi: 10.1007/s43508-022-00046-x.

针对RRI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存在的障碍，结合MSA，PET和ACF三种政策过程理论以及美国生物技术历史，本研究提出了将RRI纳入政策议程的六种策略：（1）培养独立的政策企业家；（2）引起媒体的关注；（3）将RRI的政策形象转变为技术发展的积极力量；（4）探索更中立的政策场所；（5）形成跨部门联合的、更大的RRI倡议者联盟；（6）扩大RRI问题的范围和政策形象，以招募私营部门利益相关者加入RRI联盟。

上述措施在推动RRI实践方面是必要的，但更多倾向于减轻宏观层面的障碍，要真正促进RRI在美国生物技术创新和监管系统中占据优先地位，还需要在解决微观和中观障碍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编译者：李美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