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math, R. (2023). Citizens’ support for economic governance approach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PPG3, 249–267. https://doi.org/10.1007/s43508-023-00075-0

当代中国民众对经济治理方式的支持

导语

本研究探讨了当代中国民众对两种主流经济治理形式——监管型经济治理和国家主义经济治理——支持度的潜在差异。基于2016年“中国民众国家期望”的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认为，对两种经济治理方式的支持度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公众普遍支持监管型治理方式，但体制内群体对国家主义治理方式更为支持，对私营企业普遍持怀疑态度。另外，高龄群体对国家主义治理方式支持度更高，而高教育群体对国家主义治理方式支持度较低。研究结果为讨论公民对国家经济治理成效的潜在认知差异提供了系统的见解。

作者简介

Reza Hasmath是阿尔伯塔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生命历程体验与公共管理、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全球可持续性评估。

主旨内容

1.引言

中国经济治理方式是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媒体讨论的焦点，讨论的观点可被分为两派——监管型经济治理和国家主义经济治理。支持监管型经济治理方式的人认为，国家的角色是市场仲裁者和公共物品提供者，应减少对私营部门的限制、为市场力量的充分发挥提供更多空间，以纠正根深蒂固的经济失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支持国家主义经济治理方式的人认为，国家应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如工人安全、食品安全和医疗保健服务供应等议题，并确保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应对中国在转型为波兰尼的“市场社会”过程中带来的社会经济失调、不平等和不公正等挑战。

在政策制定者与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外，普通民众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治理方式的？何种经济治理方式会被中国民众认为更加适合？何种经济治理方式更受质疑？人口统计学的哪些特征会潜在影响人们对不同经济治理方式的支持？

2.理论框架

2.1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民众对经济治理方式的支持度

民众对经济治理方式的认知偏好植根于相应的价值观。比如，强调自我表达、个人自由、公平与宽容的公民更多地信任有限政府角色，倾向于监管型治理方式；相反，强调牺牲、遵从国家权威的公民更多地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国家主义治理方式。意识形态谱系的一端持“权威-传统-非市场”的价值观，公民支持国家对经济的高度干预；另一端持“自由-非传统-市场”的价值观，公民会并坚定地支持市场化手段。

2.2监管型治理方式

监管型治理方式认为，国家应该关注市场功能的正常运转和增强。这体现为两个方面：国家作为市场的仲裁者制定市场竞争的规则、国家作为市场失灵的解决者及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2.3国家主义治理方式

国家主义治理方式认为，国家承担指令发布的角色，应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以影响经济结果，并将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方式视为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中国的直接干预方式策略性地与全球化相结合，呈现出“国家主义全球化”的特点，运用国家力量影响发展中区域的发展。

3.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民众国家期望”（Chinese Citizens Expectations of the State Survey, CCESS 2016）。调查人员在2015年末至2016年初进行了随机数字拨号电话调查，调查范围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六个城市：北京、上海、成都、合肥、呼和浩特、武汉。CCESS 2016数据库中人口特征变量的分布与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中相关的人口特征变量的分布较为接近，表明样本具有相对较好的代表性。

3.2因变量

CCESS 2016使用7分里克特量表测量受访者的政策支持程度。受访者被询问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1）对一系列表征监管型治理方式的国家角色的支持度（10个题项）；（2）对一系列表征国家主义治理方式的国家角色的支持度（11个题项）；（3）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度（6个题项）。 

3.3自变量

本研究划分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群体。在测量方法上，设置虚拟变量：（1）如果受访者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在国家机关（包括公共组织）工作，则被编码为0（完全在体制外）；（2）如果受访者是中共党员或在国家机关及相关公共部门工作，则被编码为1（部分在体制内）；（3）如果受访者既是中共党员，同时也在国家机关及相关公共部门工作，则被编码为2（完全在体制内）。

3.4控制变量

本研究还考虑了受访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如年龄、教育、性别、婚姻、户籍、工作时长和月薪，同时加入了六所城市的虚拟变量。

4.分析与结果

基于Ordered Logit的回归分析发现：第一，无论是体制内或是体制外的身份，监管型治理方式都获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第二，体制内群体倾向于对监管型治理方式中的国家表现以更积极的评价。第三，体制内和体制外群体在国家主义治理方式的支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年龄较大、拥有体制内身份的民众对国家主义治理方式的支持度更高。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民众对国家主义治理方式的支持度相对较低。最后，相比于体制外群体，体制内群体更不同意“国企员工受到优待、民营企业运营得好、对私营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信心”，反而更倾向于同意“民营企业员工受到优待、国有企业运营得好”。

5.结论

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虽然体制内群体对国家主义治理方式的支持度更高，但随着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以及经历了计划经济年代的老年人口逐渐减少，中国民众对这种治理方式的支持度可能随着时间进程而下降。其次，随着中国民众日益习惯于目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其对国家的经济治理方式会提出更加复杂的需求。

编译者：吴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