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7日，由复旦-LSE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分中心合作举办的主题为“全球公共政策：挑战与展望”的复旦-LSE首届年度学术会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顺利举行。本次年度会议总结了研究中心近年来的发展成果，并就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政策挑战与问题展开了研讨。来自复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二十余位学者，就全球危机应对、科技竞争、发展援助、老龄化等前沿问题进行交流研讨，来自世界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50多位学者和研究人员参与了此次会议。

会议伊始，复旦-LSE中心理事会主任、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敬乂嘉教授邀请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校长Susana Mourato教授做开幕致辞。

陈志敏教授指出，在充满复杂挑战的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大学应当互换知识和信息，通力合作寻找全球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为此，复旦大学与全球多所大学发展了伙伴关系，其中与LSE的合作正是重要一环。复旦-LSE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分中心成立以来，研究团队不断壮大，已产出了丰富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并将持续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知识。

Susana Mourato教授发言指出，LSE 2030战略致力于产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并倡导对全球关键问题的学术交流。复旦-LSE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分中心是这一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已经初步显示出成为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领导者的学术影响力。本次年度会议汇聚了两校的杰出学者就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问题分享专业知识与研究，对公共政策实践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开幕演讲后，LSE公共政策学院院长Andrés Velasco教授邀请中心共同主任敬乂嘉教授和孟冰纯教授就中心的发展情况做工作报告。

敬乂嘉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研究中心的宗旨与治理架构。复旦LSE中心近年来围绕全球公共政策的前沿领域，有重点地推动了两校在多个方面的深度合作。在两校共同努力下，克服全球疫情带来的不便，中心举办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工作坊、研讨会和学术讲座，形成了包含英文期刊、英文书系、中文丛书、网上视频等的体系化科研产品与知识共享平台，双方的联合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时，双方在教育领域扩大和深化合作，新的双学位硕士项目不断设立，学生国际组织实习、本科学生交流项目、本科学程、联合暑期学校等项目陆续设立和推进。在2023年，中心将全面落实一系列规划中的项目，进一步把复旦大学的各方面优质科研和教学资源引入到两校合作中，全面高质量实现两校合作的预定目标。

孟冰纯教授的报告总结了LSE分中心的发展情况。她指出分中心与中心通力合作，已经成为承载两校无缝合作的平台。分中心在组织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促进博士后和青年人才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联络和引入LSE师生进入两校合作格局、以及推进全球公共政策领域的国际对话与合作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获得了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

开幕式结束后，孟冰纯教授主持上半场学术研讨。

LSE公共政策学院Andrés Velasco教授以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公共政策为主题，分析应对全球危机的经验与挑战。他认为，全球性危机不断翻新，为此必须未雨绸缪，对包括气候变暖等未来危机做出准备；已有的危机应对经常存在资金不足和缺乏承诺的问题；同时，市场失败的弊端更大显现，必须加强公共协调和干预。为此，他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的反危机政策，必须首先克服地缘政治对全球合作的不利影响，充分认识全球化的好处并加强全球整合；必须加强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提高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支配能力；同时还必须有效增加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Velasco教授指出关于公共政策的前瞻性思想往往源自大学，因此学者可以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储备更多想法与主张，这也正是复旦-LSE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创立和建设的宗旨所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郑宇教授探讨了全球价值链时代保护主义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对中国的全球贸易参与以及收入不平等的观察显示，自2008年来中国更多实施了补贴类政策，增加了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并着力向上游发展，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下降趋势。郑宇教授通过构建117个国家的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补贴类的保护主义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以及二者的非线性关系，并发现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提升能够显著地减少收入不平等。这一发现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补贴政策可能成为有效的再分配手段，也预示着后疫情时代的多边主义在国内政策的表现。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沈可教授基于对人口年龄结构、生育率、收入等的测算探讨了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经济盈余与财政负担。她的研究预测，随着老龄化加深，中国的抚养比将由2012年的0.36升至2050年的0.7，而人口寿命的延长与收入随年龄的变化造成了生命周期盈余的缩减，盈余额将由2014年的7.35万亿人民币降至2050年的0.46万亿人民币，且这一减少趋势将随消费占收入比例的上升而加剧。经济盈余缩减将造成应对老龄化的更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压力，考虑老龄化、福利扩张和财政收入放缓的情境下，至2050年用于教育、公共卫生与养老的公共支出将超过政府总收入。为此，退休年龄、养老金、医保和财政能力的相关政策应被审慎考虑以应对人口经济盈余缩减下的财政负担。

LSE健康系Ranjeeta Thomas教授强调了在后新冠时代中低收入国家确定医疗卫生优先事项所面临的挑战，并探索未来的发展取向。她认为在卫生支出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在医疗卫生干预措施和服务之间进行优先事项设置面临现有供需安排、分散采购的低议价能力和分散化供应链的挑战。为此，各国在卫生系统加强公平服务和控制重要疾病等关键任务上，应加强协调外援与国家医保计划，改善采购和供应链管理，并共同投资全球卫生安全。在明确医疗资源分配方案具有各国特殊性的基础上，国家间信息交流也有助于提升实施能力与协调国际医疗资源采购。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彭希哲教授借鉴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家庭政策经验，讨论了中国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可能路径。他援引中国人口结构数据、生育政策变化和出生人口与出生率数据，分析了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欧洲国家的育儿服务、经济资助和育儿假等措施可作为中国促进生育政策的借鉴。此外，中国应在学龄前儿童托育服务、夫妻育儿假、老年人和儿童福利、性别平等方面做出更多政策努力。

下半场学术研讨在敬乂嘉教授的主持下开展。

LSE经济学系金刻羽教授展示了国际技术竞争的相关研究。针对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型经济体间激烈的技术竞争，她提出了“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正确政策来参与国际技术竞争”这一研究问题，初步的研究发现技术竞争中存在以邻为壑的效应，即一个国家最大化本国的国民福利会以牺牲另一个国家利益为代价。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基于比较优势实现了创新增长，对发达经济体来说会带来福利损失，为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技术政策以保护本国福利。对政府而言，最优贸易政策并非无为而治，而是应当积极运用政策影响其他国家的需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丁纯教授就中欧经济关系的现状、原因以及前景进行了探讨。结合中欧贸易、投资、交通运输数据与欧盟对华技术壁垒和应对政策，他指出中欧经济关系正处于“政冷经热”状态。这一现状的成因包括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日益激烈的中欧竞争关系、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中国市场和产业链的稳定性担忧等经济原因和意识形态、国际压力、民粹主义、公众观点等政治要素。丁纯教授分析认为，在中欧竞争中欧洲仍拥有技术、全球价值链的优势，二者的高贸易依存度也绑定了双方利益，在并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中欧的“经济冷战”可以避免，合作而非对抗仍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主流。

复旦大学法学院许多奇教授讨论了治理跨境数据流动的贸易规则体系。她指出，当前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在回应跨境数据流动管理上已陷入困局：一是因为主要贸易大国如美国、中国和欧盟的数据治理范式分歧明显而形成新的“数字鸿沟”；其次，在现有WTO贸易规则体系缺乏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不断发展使跨境数据流动的特殊性国际规则加速形成，加剧了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碎片化。为应对该困局，许多奇教授提出了中国在多边贸易协定中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思路。

LSE国际关系系的Alvaro Mendez教授展示了关于新发展援助的一项研究。他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新开发银行（NDB）为例，详细探讨了两家银行如何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AIIB和NDB由于援助受限更小和当地信任度更高，在全球南部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正日益加深。AIIB和NDB采取了基于吸引和邀请的不同策略不断扩大其成员国范围。当前，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普遍对获取两家银行的发展援助抱积极态度，并认为这是获取资助的重要途径之一。AIIB和NDB甚至被当地政府视为中方机构，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与发展援助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在与会嘉宾的学术分享后，来自现场和线上的学者和研究者们就各项研究的技术方法、理论创新、政策应用等方面与发言嘉宾进行了踊跃互动与深入交流。

闭幕式上，敬乂嘉教授为本次会议做总结陈词，他表示本次会议展现了全球公共政策研究的基本轮廓，即对全球化情境下的国内和地方问题、国际比较与互动、以及全球制度与行动三个层次的前沿探索。他期待后续研究能够在理论、方法与数据上更好地推进这些层次的以及贯通性的研究。LSE社会政策系Timothy Hildebrandt教授发言肯定了本次会议中充满学科多样性的讨论，认为这些交流对全球政策现实问题富有启发性。双方组织者对所有参会人表达了谢意，并期待2023年年会在LSE线下召开。

首届复旦-LSE年度学术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