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overning in a time of global crise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merely normal
全球危机时代的治理：好的、坏的、和常态的一面
B. Guy Peters 匹兹堡大学政治科学学系
2020年和2021年，政府与社会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和健康危机、健康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关于包容性和公平的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的严重性及性质因国家而异，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 而治理对危机的回应无论是从特征还是从成功经验的角度来看都各不相同。本研究探讨了在应对危机时，治理所出现的好的、坏的和常态的一面。
2. Coordinating government silo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协调政府中的“筒仓”：机遇与挑战
Ian Scott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
Ting Gong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
学术界关于政府“筒仓”（备注：“筒仓”指的是政府中那些致力于最大化纵向协调、并以牺牲横向协调为代价的层级组织）的研究通常关注政府未能有效参与横向协作。尽管“筒仓”结构的确时常存在，但以“筒仓”为主导的政府行政体系仍然可以找到克服或防止政府内部不一致的方法。问题不在于“筒仓”本身的结构，而在于“筒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因此，识别出那些能够使“筒仓”之间有效协同的运作机制及情境条件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完全打破“筒仓”结构在政治层面和行政层面都可能带来较高成本，因此并非是必要的。在本研究中，我们以香港为例，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协调方式，并探究它们对“筒仓”的影响：非正式或半正式协调，即行政精英和专家通过交易以克服协调问题；正式协调，即通过政治期望、引导及监管以缓解问题；补救型政策制定，即用以解决失灵问题。本文中香港的案例表明，通过增强现有协调机制并将其延伸到以“筒仓”为主的体系中的执行层面可以带来有效的改变。激进的改革虽然有可能促进协作，但也会产生政治不稳定和服务中断的风险。
3. The role of pro-women institutions in addressing violence reports against women
妇女维权机构在应对女性暴力事件报告中的作用
Adalmir Oliveira Gomes 巴西利亚大学管理学系；
Claudia N. Avellaneda 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
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是一项关乎公共卫生与人权的重要议题。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各国试图通过建立诸多妇女维权机构以向受害者赋权、为其提供支持，并加强暴力预防，例如捍卫女性权利的市政委员会、女性专属的警察局、以及为遭受暴力威胁的女性提供的庇护所。虽然如此，这些妇女维权机构将对暴力事件的报告带来哪些影响，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本研究采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496个城市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妇女维权机构、经济、人口、文化、政治与象征性代表等因素在内的整合性分析框架用以实证检验。我们通过（a）严重威胁、（b）人身伤害、（c）强奸、（d）谋杀未遂、（e）谋杀等维度来刻画女性所面对的暴力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维权机构的影响效应取决于案件报告的类型及妇女维权机构自身的种类。设立针对女性问题的警察局会增加有关人身伤害案件的报告，而面向女性群体的公设辩护律师则会增加严重威胁和谋杀未遂的案件报告。研究表明，面向地方少数群体的维权机构似乎可以通过解决少数群体的需求来增强政府的回应力。
4. Can practitioners and analysts join forces to address large scal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实践者与分析师是否能够合作解决大规模的环境问题挑战？
Oran R. Young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布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
在应对大范围环境问题的挑战时，促进实践者和分析师之间进行合作的努力经常受到两种文化的束缚。常言道：分析师会从30,000英尺的高空看问题，而实践者则通常在草丛中看问题。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弥合这种割裂的未来前景。本研究以政策周期的概念作为框架工具，论述了实践者和分析师在议程形成、集体选择、执行和行政，以及评估与改革阶段所做出的贡献。其次，由于缺少共同语言而无法顾及治理的特定需求，以及对对方贡献的刻板印象，实践者和分析师在日常事务中通常无法形成有效参与。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实路径。本研究的实证关注聚焦在为应对大规模环境问题而构建有效治理体系所做出的努力上。但是，这两种文化所包含的隔阂问题的许多特征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本研究所阐述的观点也可能适用于推动实践者与分析师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情境。
5. Policy paradigms and path dependence: the endogenous roots of institutional displacement and drift in India
政策范式与路径依赖：印度制度替代和制度偏离的内生性根源
Rahul Mukherji 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院政治科学学系；
Seyed Hossein Zarhani 海德堡大学南亚研究院政治科学学系
本文讨论了路径依赖型政策范式对制度发展的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可能涉及从民主到威权主义、从联邦主义到集权的制度变迁，反之亦然。首先，我们认为，对于历史道路的演变来说，政策思想的作用比物质利益更为重要。其次，路径构建的顺序同样重要。本文指出了政策思想对于两个顺序的政策构建的重要性，一个是“制度叠加—临界—替代”路径，一个是制度偏离路径。本研究的案例描述了政策思想的叠加演变将会如何催生出一个临界点，使得以公共部门为主导的政体在1991年转变为以私人部门为主导，进而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果机制表明，由制度叠加而出现的具备替代旧范式功能的临界点揭示了，渐进内生过程引发快速突变的原因。在比较政治学中，这一因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索。本研究还表明，远离联邦主义框架的思想观念偏离自2014年就已发生。这导致了印度地方政府发展性财政支出的短缺，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时期。学者们已经指出，制度转变、偏离、叠加和替代背后的因果逻辑主要来源于物质因素。而本文则将其中两条路径与嵌入在政策范式中的思想观念联系起来。
6. What should government do?
政府应当做什么？
E. S. Savas 纽约城市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
本研究分析了政府和社会中的其他机构在提供物品和服务方面的作用。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本研究使用消费与排他两个定义变量对物品与服务进行分类。这产生了四种物品：私人物品、收费物品、公共池塘物品和集体物品。这些物品可以由四个不同的机构提供：政府、家庭、公民社会和市场。每一个机构都有其缺点，并且都会出现失灵。而且，每一个机构都无法独自提供所有四种物品。物品与供应机构的属性可以帮助我们构建一个表格，以显示各类物品可以被何种供应机构所提供。那么，谁该做什么？在政府与社会中的其他三个私人机构之间应如何分配提供物品与服务的责任？哪些类型的合作（包括私有化）能够让社会更好地运转？本研究最后以决策树的形式探讨了如何在社会必需活动的妥善分配中考量不同的物品、机构及合作。
更多信息请点击期刊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