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情境与创新”国际会议综述
发布时间:2019-07-27        浏览次数:313

       “公共行政:情境与创新”国际会议于2019年6月22日至23日在复旦大学智库楼举行。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欧洲公共行政学会和亚洲公共行政学会共同发起,由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和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环节,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会议联合主席敬乂嘉教授与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公婷教授分别在开幕上致辞,欢迎到场的嘉宾、学者参与支持本次会议。会议联合主席、英国开放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Edoardo Ongaro就情境与创新发表了主题演讲。

       会议第一单元由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公婷教授主持,该单元围绕公共行政中创新与情境的概念和关系展开探究。来自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Evan Berman教授通过比较亚洲与西方公共行政创新的动力来源,得出以领导为中心的亚洲公共行政的创新框架。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国家作为分析案例佐证上述观点:韩国案例表明,领导会在组织的所有部门中寻求创新改变并要求经理与员工提出新的想法。印尼通过使用绩效管理等方式激励地方公职人员参与创新,并将问责制纳入地方政府项目管理,以获得纵向府间关系的转变,体现出中央政府的分权化倾向。新西兰案例分析了通过加强对行政长官的问责管理实现部门对组织使命和战略框架的关注,并在项目优先级以及部门长期关系方面作出长久的改变。亚洲国家案例为公共部门创新路径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亚洲公共部门创新要注重知识的产出与实践经验的积累并举。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M Shamsul Haque教授就东南亚公共治理创新本土化过程中的挑战和潜力进行分析。近三十年来,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涌现一批代表性的理论范式。然而非西方国家公共部门在主动吸纳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的同时,也由于国别情境的不同而产生“排异”现象。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实力及其国内社会力量的相对自主性与外部依赖性共同形塑创新模式。Haque教授还引入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案例,分析其在殖民统治时期及后殖民时期对于公共行政创新模式的选择。此外,公共治理创新需要考虑兼容性、可执行性和可持续性。来自纽约城市大学的陈斌教授就众包参与型社会创新中的配置方法进行探究。众包参与型社会创新吸引而来的贡献率是检测其质量和社会影响的关键,然而目前需求侧和供给侧均面临挑战。文章以定性比较分析(QCA)作为研究方法,就连接型因果效应、同等结果性、非对称型因果关系三个不同的认识论提出假设。研究发现,高贡献与低贡献的众包参与型社会创新受不同配置条件的驱动。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辛格就上述文章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第二单位由加州大学荣休教授Oran Young主持,延续前一单元主题。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Richard M Walker教授的研究立足于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将文献资料间无形的联系转化为明确的关联和对话,为公共行政与政策创新领域的探究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方法。文献计量分析显示,自1997年至2017年,有关创新的文章呈现指数增长趋势,其中政治经济学、政治科学、公共行政、科技创新政策领域的被引文献网络显示出不同作者在共同议题上的成果,形成新型的“分工合作”关系。然而,当前创新领域文本分析还需要更多关注于主题创建、引用影响、地缘联结等子课题分析。来自博科尼大学的Giovanni Fattore教授对中国公共行政创新的路径和机制进行探析,对中国而言,国家行政领域的创新变革是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而意大利与中国在公共行政创新的背景下有国家间独特的情境因素和总体特征上的差异。Fattore教授的文章试图提供一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学习的路径:中国公共行政在过去30年的创新发展的实践为意大利公共行政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来自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Olga Gil和郑天骋以哲学基础视角分析中国-欧洲不同情境下监管制度与公众参与的异同,提供了新的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哲学基础差异的概念框架。文章从国家概念和有效性挑战两方面分析了制度、监督、法律、民主参与、程序等监管制度所包含的基本要素。来自复旦大学的赵剑治副教授对上述文章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会议第三部分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drew Podger教授主持,本单元聚焦公共行政中创新的出现、制度化和扩散机制。来自中山大学的陈琤教授通过QCA方法对广州撤销环卫外包这一行为进行探究,提出三种解释机制:网络紊乱机制、交易成本机制、语境结构机制。中国出现的外包及逆向外包现象事实上超越了传统的“市场-等级”框架,而应将制度、组织和具体交易情况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在具有过渡性和非连续性特征的制度情境下,公共服务创新举措在新兴市镇更易于推行。来自泰国国家发展管理研究所的Gopi Krishna分析了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创新培育方法。促进可持续性创新的做法越来越得到社会重视,知识的增量有助于整合现有资源培育竞争优势。知识是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力,而在利益相关者网络中建立依赖性关系是组织创新的重心。文章提供了价值共创平台的构想,平台包含新产品(服务)、新组织价值、新利益相关者、新政策干预以及新包容性价值链。与此同时,组织的动态发展能力能够促进社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Felix Wiebrecht通过海宁市场采购贸易改革与新昌产学研合作体制改革的案例解释创新采纳的5个主要机制:学习、模仿、规范的压力、竞争及强制。通过海宁案例补充了中国创新采纳机制的垂直视角,同时探究自上而下的创新采纳机制的中国制度背景。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婵以拉斯维加斯市民黑客马拉松为例分析地方政府实施全民创新中遇到的阻碍。公民黑客马拉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政府开放与创新,提高公众公共事务参与度,且宜于构建智慧城市。事实上公民创新参与面临着内部分析问题能力不足与外部政府主导型结构抑制的双重挑战。来自博科尼大学的Giovanni Fattore教授对上述发言做进一步点评分析。

       会议第四部分由高丽大学教授Heungsuk Choi主持,本单元讨论公共行政创新中的行动者角色。来自浙江工商大学的史春玉通过四川步云、浙江温岭以及成都彭州的案例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政策企业家参与政治创新的战略模式。中国政策企业家参与政策创新过程的最显著特征是权力的特定作用,这种影响能够左右创新政策的产生与推行;政策企业家创新理念合法性的关键在于得到党委书记及上级官员的认可与支持;同时还要吸纳行业专家进入政策创新团队增强创新的科学权威;以及积极开展试点项目以测试新政策项目的可操作性。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翁士洪副教授通过对中国邻避项目的比较研究,分析社会冲突事件中公众参与与政府回应中的关键行动者。文章通过分析2018年安徽省反垃圾焚烧事件探究中国垃圾焚烧厂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在政府回应与关键行动者参与之间构建一种邻避冲突反应框架。案例研究表明,政府强制是冲突发生的必要条件,而关键行动者参与则是冲突发生的充要条件。来自江苏省委党校的涂譞分析得出,中国城市化进程整合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协同生产。而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发挥作用均是亟待探究的问题。通过对深圳三个村落案例的分析显示,协同生产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各个阶段。协同生产不仅能够协助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同时也塑造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而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灵活的制度安排,为协同生产创造了发展空间。来自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Olga Gil对上述文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

       会议第五部分由英国开放大学Edoardo Ongaro教授主持,围绕创新的工具性功能展开探究。同济大学郭磊教授对社会保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资源基础理论将社会保障性税收划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以及组织资本资源,这些资源共同为企业创新提供动力。郭磊教授通过量化研究方法探究PPI和HAF的实际贡献率对于创新数量(专利申请数)和创新质量(发明专利申请)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性税收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同时税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较之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正向影响更大。来自高丽大学的Nara Park从政府创新的动力、组织接受创新政策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来探究事前/事后管理以及领导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文章收集了2005-2006年度政府创新指数调查的数据以及中央和地方多层次的政府部门的内部数据,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探求影响组织采纳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关系。研究发现频繁评估创新可能会导致创新疲劳,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严奕飞从公务员内部视角对中国和印度的公共部门创新和反腐成效进行比较分析,电子政府以其开放度、透明度以及公民高参与度体现在反腐败的关键机制中。研究通过开放式访谈法深入分析中高层级别公职人员的“内部视角”,拓展了前人的研究视野。她的研究发现,电子政府等创新方法在反腐败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作用,协调性政策组合可以增强创新工具性优点的同时,也为公众参与电子政府提供更多方式。来自复旦大学的张平副教授对上述文章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第六部分由香港城市大学Richard M. Walker教授主持,围绕创新与效能展开对话。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余锦海聚焦组织功能的设计如何影响组织绩效以及集约化功能与碎片化功能对组织效能影响方向的不同。他探究了来自NASBO预算代理功能数据(1986-2008),通过预算延迟和信用评级两个测量指标分析表明:碎片化功能会降低组织效能。来自成均馆大学的Min Young Kim通过对韩国中央政府个人创新能力、中层管理者创新能力、组织创新能力等指标进行编码和检验,试图回答现阶段政府创新实践中由于高风险-低收益模式、缺乏决策者角色以及创新能力概念模糊所造成的创新低效等问题。同时,她指出,未来研究也将着眼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参与创新指标构建等方向。来自香港大学的崔璨从中国地方领导流动视角分析区域环境绩效成效,对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地方领导层之间的流动以及地方机构的同质性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收集2011年至2015年泛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集以检测两地领导流动矩阵及就职机构同质化矩阵对地方水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领导流动对地方水治理绩效有正向影响。同时,研究阐释了领导流动网络的作用,并将调查结果扩大到市级地方政府和区政府层级,拓展了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来自复旦大学的李寅对上述文章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第七部分由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Evan Berman教授主持,聚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Andrew Podger教授首先做特邀演讲,围绕“面向未来的公共服务定位:借鉴澳大利亚的过去,预测未来的需求”主题做主旨发言。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张云翔基于河长制案例分析中国地方政府运行政策创新扩散的机制。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用以解释非线性的,互为依存、替代的社会科学因果关系。河长制作为具有中国制度背景和地方特色的政策,在扩散过程中经历了较少的进化与改造,保留了政策原有特征与效力,因而对于探究中国政策扩散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代表性。研究发现,中国政策扩散存在多重机制;通过外部决定因素与内部属性互补,可以实现中国政策扩散。同时,中央政府的支持也可能对政策创新的扩散产生影响。来自香港大学的崔璨聚焦互联网时代非营利组织获取捐助的影响机制问题。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社会媒体的影响力扩大,情感的表达和传递进一步影响网络募捐行为。不仅如此,非营利组织的两种属性也会对网络募捐成效产生影响:地缘分布较广及组织负责人具有政治身份。使用OLS回归模型对网络募捐文本内容进行定量及词云分析发现:社交媒体账号、同理心情感以及较大规模的组织易获得捐赠者青睐。来自同济大学的杨留花对政策扩散过程中合作网络再造进行分析。政府领导层的同级竞争压力、社会学习过程与认知群体效应、面对面的沟通形式以及政府创新驱动结构,均有助于政府接受新的政策实践,实现网络再造。来自天津大学、复旦大学的Dan Guttman教授对上述文章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最后,敬乂嘉教授、公婷教授和Edoardo Ongaro教授分别做总结发言,对与会者文章进行总体评价并期待与会作者进一步打磨完善论文。会议在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周霓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