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9日，复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系列讲座第27期在光华楼西辅楼406举行。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复旦-LSE全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Steven Joffe教授和Jonathan D. Moreno教授分别做了主题为的“神经科学伦理与治理”（Neuroscience, Ethics and Governance），“伦理、基因组学与精准医学”（Ethics, Genomics, and Precision Medicine）的讲座。讲座由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敬乂嘉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第一部分由Steven Joffe教授主讲。Steven Joffe教授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系创始教授、医学伦理学科带头人、儿科学教授。他也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中心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美国人类基因研究所基因组学和社会工作组成员。在讲座中，Steven Joffe教授首先介绍了精准医疗这一防治疾病的新方法，它主要针对患者基因的不同类型而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措施，目前在癌症治疗方面的效果最为显著。以肺癌为例，研究者已经发现它是包含多种亚类型的集合，如果能够通过分析基因弄清患者具体属于哪一种亚类型并进行分子层面的靶向治疗，有可能将患者的生命延长两个月到半年多不等。除癌症外，精准医疗还能在治疗其他疾病时大显身手。如在治疗囊性纤维变性这一由基因变异导致的遗传性肺病时，患者服用两年靶向治疗药物LUM可减缓肺部病情恶化程度达39%至61%。此外，基因修正也逐渐变为了现实，尤其是在治疗遗传性疾病方面。未来，基因疗法还可能为地中海贫血、遗传性免疫缺陷、脊髓性肌萎缩、血友病等多种疾病带来希望。

与此同时，Steven Joffe教授也从四个方面表达了对于精准医疗伦理问题的担忧，即证据（evidence）、有效性（effectiveness）、费用（expense）和平等（equity）。首先，精准医疗将疾病细分为多种亚类型，因而每种类型的患者人数较少，难以进行大型、严格的实验，研究人员和赞助者又往往不愿使用对照组，而缺少对照组的实验的说服力无疑被削弱了。其次，精准医疗的有效性不容乐观，仅有一部分患者能从中受益，或许关注营养、清洁空气和烟草控制等问题能更有效。再次，精准医疗相当昂贵，基因治疗费用则更是天文数字，从个人角度而言，可能导致病人家庭破产，而对于国家健康系统而言这一成本也是不可控的。精准医疗的高成本将带来平等问题，富人和富裕国家更可能从这一医学进步中获益。讲座最后，Steven Joffe教授指出精准医疗虽然有之前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但仍处在初步阶段，未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期望，还有很多伦理问题亟待解决。

讲座第二部分由Jonathan D. Moreno教授主讲。Jonathan D. Moreno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卫·林西分（David and Lyn Silfen）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系教授、历史学与社会学教授，他也是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的成员。Jonathan D. Moreno教授的发言主题是 “神经科学、伦理与治理” （Neuroscience，Ethnics and Governance），讲座内容分为三部分：1、现代神经科学的兴起；2、基础和应用神经科学的范例；3、现代神经科学的治理缺口。Jonathan D. Moreno教授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 “大神经科学” （Big Neuroscience）的时代，更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不断更新我们关于神经科学的知识。目前在医药领域，已经诞生了一些能够调节人的神经状态的药物，它们可以提升兴奋度、缓解紧张，甚至促进信任与合作。另一方面，非侵入性大脑成像技术让我们得以直观地认知在大脑中发生的一切，重现记忆甚至睡梦中的画面。然而，神经科学技术的日益强大也会带来治理方面的隐忧。Jonathan D. Moreno教授指出，现有的国际公约没有涉及到神经科学技术的某些用途，包括制造神经毒素和基于神经技术的设备，制造基于神经网络原理设计而成的人工智能设备，甚至有可能被应用在战争中，并造成巨大破坏。因此，应当警惕神经科学相关技术的滥用，并制定相关的治理措施。

讲座结束后，Steve Joffe和Jonathan D. Moreno教授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现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互动。

供稿：郭孜

审校：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