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复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系列讲座第9期在文科楼举行，本期讲座由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共同举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蒂莫西•希尔德布兰德（Timothy Hildebrandt）教授做了题为“为什么比较社会政策前所未有的重要（也前所未有的困难）？——以中国和英国为例”的讲座，主要涉及比较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困难和研究方法等。讲座由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程远教授主持。

蒂莫西•希尔德布兰德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公民治理。曾在《发展与变化》（Development & Change），《发展政策评论》（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当代中国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期刊发表论文，有出版著作《中国的社会组织和威权国家》（Social Organ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 

希尔德布兰德教授指出，全球政策制定者普遍面临新的人类发展挑战，这些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类：以贫困群体增加、基础设施缺乏为代表的“邪恶”问题；发展引起的“过度”发展、心理健康问题等为代表的“进步悖论”问题；最近较多受到关注，如“变性”等少数群体的发展问题。他认为，国家需要动用资源来回应这些挑战，但由于经济下行的压力，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政府往往会首先选择削减社会服务领域的开支，有些国家的政府也会选择权力下放的方式，将这些社会问题的处理转移给地方、家庭和非政府组织。

希尔德布兰德教授认为，民粹主义和“例外论”（例如，强调美国或者中国的独特性）的兴起阻碍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应对和解决。地缘政治和“例外论”不仅阻碍国家间合作，也对解决社会问题所需的比较研究造成困扰。但他认为，这些危机也恰恰表明，国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可以，而且应该向“外”看，了解其他国家如何处理社会问题，这也是如今比较社会政策会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之原因所在。

希尔德布兰德教授强调，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关键在于，厘清比较社会政策研究中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有哪些资源可以为比较研究服务，哪些研究问题可以获得这些资源，哪些研究符合现实需要、符合国家利益的。这就使得比较社会政策研究对日益盛行的民粹主义格外敏感，而民粹主义盛行的影响之一就是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攻击。他以美国对学生和学者签证，尤其是对中国签证申请人的限制为例，说明美国的民粹主义对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影响。民粹主义在英国的表现则是，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经费不断削减，他认为英国脱欧后会加剧这种削减趋势。即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如何获取研究资金也会是比较社会政策研究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此外，“例外论”也会对比较社会政策研究造成阻碍。以中国为例，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大多关注中国的特殊性，忽略共性。他认为，比较社会政策研究需要摒弃民粹主义和“例外论”的影响。

希尔德布兰德教授还认为，社会政策研究者也需要抵制自身的“例外论”。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许多概念和理论都难以跳出其本身的福利国家框架，这不利于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发展。随着越来越来多的研究者认识到概念和理论的多样性，比较社会政策研究会更加重要。但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进行比较社会政策研究，如今，很多的比较研究都隐藏有关意识形态优劣的比较，希望直接将强国的政策移植到弱国，这样做并不可行。就对社会政策的评价而言，只有从多个方面进行考量，才可以得到更准确、更好的研究结果。

最后，希尔德布兰德教授提出了中国和英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中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如私有化、家庭化、大社会等，并围绕这些前沿问题与在座师生展开讨论。

（撰稿：杜紫弦；图片：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审校：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社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