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 J., Nguyen, M.T.N. (2021). The cycle of commodification: Migrant labour, welfare, and the market in global China and Vietnam. 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1(3), 321–339.
商品化周期：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越南的农民工、福利和市场
自从中国和越南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家发展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工厂中的大量农民工。两国相似的发展轨迹对于劳动与福利关系的理论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两国独特的农民工福利制度概念化为劳动力商品化、去商品化和再商品化这一循环往复的周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商品化周期为在全球劳动力估值不断变化背景下，理解福利制度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Jake Lin是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目前正在从事一项由欧洲研究委员会（ERC）资助的“农民工福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斗争与关怀政治”的研究；Minh T. N. Nguyen是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福利、移民、性别与阶级等领域的研究。
1. 引言
福利社会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劳动力商品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逐渐在欧洲演变为一种社会公民制度。在强调自力更生（self-reliance）和家庭主义（familialism）的东亚，福利制度也随着社会变革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影响，中国和越南都出现了连续性的社会福利转型浪潮。由于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和越南作为全球工厂为全球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如何解决数量庞大的农村“移民”的福利问题成为两国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户籍制度加剧了不平等，这不仅引发了对平等工作和社会保障权的关注，也使大众开始考虑农民工不能兼顾家庭与异地工作的问题。本文研究了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和越南是如何在不同的福利制度转型浪潮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本文提出用“商品化周期（cycle of commodification）”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来解释两国过去十几年福利制度转型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农民工的影响。
2. 劳动力的商品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
在中国和越南，劳动力商品化对市场化改革非常重要，而市场化改革又会催生土地剥夺（dispossession）和劳动力的城乡迁移（rural–urban migration）。在中国农村，公社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谋生，同时农村城市化也导致大量土地被征用。类似的重组模式也发生在越南，国有企业重组和农业集体化使数十万农民失去土地，转而去工厂工作。中越两国的户籍制度都将福利和社会权利绑定在一起，使农民工无法在他们实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获得基于公民身份的权利。因此，这种户籍制度促进了农民工劳动力的商品化。这种对劳动力的商品化也是生产全球消费品的世界工厂所“必需”的。
针对社会对户籍制度的不满，两国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一些福利保障。但作用有限，通过户籍制度建立的社会运作规范及其所带来的差异性社会保护没能有效缓解对农民工价值的榨取。
3. 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
由于劳动力市场化和商品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去商品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去商品化过程中，一个人可以维持生计，无需立即将其谋生需求交由市场做主。
然而，中国和越南推行的一些福利计划对去商品化的作用是值得反思的。特别是，一种新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产生了。在中国，尽管福利制度的覆盖率提高了，但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的待遇差距很大，覆盖项目也不一样。由于分散的财政体制和农民工就业的高度流动性，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保障作用并不理想。同样，越南的福利制度为国家雇员和那些有功绩的人提供了特权，而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其他群体则只提供了简单的保护。加之农民工对政府运营的缴费型计划的不信任，以及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的长期目标与农民工短期就业性质的不匹配，越南的农民工福利制度也收效甚微。
4. 再商品化 (re-commodification)
通过“社会化（socialization）”，国家福利计划的扩大与通过市场手段提供社会福利紧密相连。“社会化”一方面意味着以自我责任（self-responsibility）为导向，重铸根植于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的集体价值观，人们在有健康或教育需求时首先想到求助家庭，依靠自己的资源谋福祉，其次才是政府；另一方面，对社会照料机构来说，“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私有化与市场化运营，价格偏高。加之福利金融化趋势（如商业保险），“社会化”实则增加了农民工的负担，对去商品化几乎没有帮助。
5. 结论
在中国和越南，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众多农民工的劳动贡献，针对“工人问题（the worker question）”的福利改革被视为市场自由化和社会主义管制这一矛盾目标的一部分。这一悖论解释了福利制度中市场逻辑和社会主义话语的关系，其中商品化和去商品化处于持续竞争状态。“商品化周期”反映了福利改革使更多市场参与者共同实现国家目标的趋势，有助于理解福利的动态变化。未来，福利制度理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政策需要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福利市场化与金融化的研究也需要在更多场景下展开。
编译者：李凯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