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ng, O.R. (2021). Can practitioners and analysts join forces to address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1(1), 61-77.


从业者与分析师是否能够合作解决大规模的环境问题挑战?

导语

在应对大规模环境问题的挑战时,促进从业者和分析师之间进行合作的努力受制于二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常言道:“分析师会从三万英尺的高空看问题,而实践者则通常在草丛中看问题”。本研究从政策周期的框架出发,以应对大规模环境问题为例,分析了从业者和分析师在议程形成、集体选择、执行与管理、以及评估与改革阶段可以做出的贡献。本研究所阐述的观点也可能有利于推动从业者与分析师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

作者简介

Oran Young(奥兰·扬)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布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可持续发展治理项目的荣誉教授和联合主任,同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全球变化人类维度委员会创始主席,全球碳计划创始联席主席和北太平洋北极会议高级顾问,长期致力于环境治理、治理机制、北极问题等领域的研究,已独立撰写或合作出版了30余部学术著作。

主旨内容

在建立和管理针对大规模环境挑战的治理体系时,推动从业者和分析师进行合作的努力一直是热点话题。从业者(practitioner)是指积极参与公众高度关注事项的决策或由此产生的政策实施的个人,他们追求及时的和政治上可接受的措施,关注具体情况的细节。分析师(analyst)则指致力于增强理解力以解释或预测政策结果的个人。

常言道:“分析师会从三万英尺的高空看问题,而实践者则通常在草丛中看问题”。两种不同的文化差异甚大,从业者常常将分析师视为“象牙塔的居民”,认为其在模糊的泛化归纳中进行“交易”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的理解缺乏深度,所以将分析师的想法归为“无可救药的抽象作品”之列;而分析师认为从业者思维混乱,迷失在对特定问题的细枝末节的不实推论中,过分依赖对过往情况的简单类比和对“万灵药”方案的热衷,缺乏对现实挑战所属情境的复合理解。

可以看出,在建立超越国界的制度化治理合作时,推动从业者和分析师进行合作的努力常常受制于以上两种不同文化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本研究从政策周期的框架出发,分析如何在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调动从业者和分析师,使其更积极地参与到大规模环境问题的治理中。

政策周期包括议程形成(agenda formation)、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执行(implementation)和评估(evaluation)四个阶段。治理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阶段不同有所差异。例如,议程形成需要有远见和拓展思考边界的自由,集体选择的协商需要对谈判过程的理解力和对细节的把控力,执行阶段需要有行政经验以充分调动各类资源。由于从业者和分析师的活动范围差异较大,达成建设性互动的机遇和挑战也因政策周期的阶段而异。

议程形成(agenda formation)是政策周期的起点。在这一阶段,从业者与分析师之间进行互动和参与的空间较大。在识别和构建具有治理需求的议题时,分析师可以就环境问题发出警报;从业者可以评估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在哪种政策环境中加以考虑。分析师可以提供记载了有关事项的证据;从业者可以评估这些证据在各种情况下的可信程度。同时,短期内看似不紧迫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容易被忽视或较晚纳入政策议程,对政策队列中特定议题定位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分析师可以从治理需求的角度提供有关特定问题的重要性的证据,从业者可以推动有关该问题的谈判。

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是政策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当决策制定过程缺少主导角色时,主要利益相关者在可用选项中通过讨价还价或谈判做出集体选择。分析师擅长提出解决特定问题时可能值得考虑的创新性选项,从业人员可以凭借经验判断特定选项是否适合治理需求。二者的联合可以鼓励制度创新,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那些在理论层面看似有趣但缺乏现实关切的制度安排。从业者在谈判领域的丰富经验也可以弥补分析师在这一领域的不足。

执行与管理(implementation and administration)是政策周期的第三个阶段,代表着从文本协议到现实实践的过渡,通过组织性安排的制定与合规机制的建立以应对日常治理体系的管理和运转。分析师的努力有助于人们意识到整合或建立相关制度与机构的重要性。从业者可以帮助判断一些制度是否需要建立以及如何建立组织机构以辅助运作。

评估与改革(Evaluation and reform)是政策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旨在对治理体系进行绩效评估,通常会产出一些改革措施或建议,并随着新议题的出现再度反馈到议程形成阶段。从业者和分析师的合作有助于人们理解影响环境制度有效性的因素。从业者可以根据分析师提出的观点设计有效的制度来解决特定的环境问题;对特定案例的应用也可以检验分析师提出的假设。二者的互动可以促进对制度动态变化的理解。

从业者和分析师在环境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建立在意料之外的和非正式的基础上。然而,这些有限的互动不足以缓解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本研究认为促进两个群体进行对话以应对环境问题是有希望的,可采取的措施包括鼓励观点分享、创造正式或非正式互动环境、减少外部干扰等等。


编译者:Tarasenko Valeriia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