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ear, new milestones, and new board members
新年度，新里程碑，新编委会成员
Yijia Jing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Evan Berman 巴西FGV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Ting Gong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
今年是GPPG创刊的第三年。过去三年新冠疫情中所暴露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的不足更说明了创建GPPG的努力是及时且必要的。值得我们自豪的是，尽管新冠疫情造成了许多困难，但GPPG的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2021-2022年，期刊定期出版了8期共46篇研究论文，主题和作者均呈现出全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特刊涵盖了全球移民、全球民粹主义、新兴技术的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和政府数字化转型等主题。期刊下载量急速上升，编辑部稿件处理迅速，并吸引了主流公共管理期刊（如《公共管理评论》）和其他学科的期刊（如《信息技术与人》）的论文引用。期刊在出版6期后于2022年8月被SCOPUS数据库收录，并在2022年底被中国的AMI期刊评估报告所收录。
期刊特别感谢优秀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作为公共政策和治理各个前沿领域的领先学者，他们的洞察力、热情和投入对 GPPG确定前沿话题、组织专题特刊、吸引富有成效的学者、实施质量控制和传播期刊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又有十位杰出学者加入GPPG编委会。在此对新加入GPPG编委会的成员表示由衷的欢迎！
1. Perspectiv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
Jose A. Puppim de Oliveira 巴西FGV大学基础设施研究和环境解决方案中心
Haoqi Qian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接连出现对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全球公共政策的政治支持和创新。本期特刊旨在收集分析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全球环境治理的文章，特别关注多层次治理和公共政策创新。
全球环境治理比国家层面上的治理活动复杂得多。如何找到能够有效消除全球负面外部性的解决方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难点之一。与国内环境治理不同，全球环境治理存在两大内在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行动者不愿意采取集体行动。在实践中缺乏一个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则来激励参与者。第二个挑战是参与者对复杂生态系统和社会动态的有限理解。除了“搭便车”问题以外，具有不同背景、经验和兴趣的参与者之间的知识差距也会影响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性。
本刊收录的论文通过观察治理制度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参与者，对全球环境治理提出了有趣的见解。首先，国际治理机制与地方机构和组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国际治理机制影响国内政策。其次，治理机构在复杂动态中相互作用；但这一作用机制仍未得到充分理解。第三，在需要多层次行动的地方，国内制度之间缺乏整合。第四，多中心应对气候变化可以通过不同机制提高国内组织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有效性。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分析来提供不同层级实践的见解。
2. Advancing ‘Net Zero Competition’ in Asia-Pacific under a dynamic er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arbon neutrality policy toolkit in Japa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在动态时代下推进亚太地区的“净零竞争”：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的碳中和政策工具的比较研究
Yunhong Liu 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所
Liang Dong 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所
Mandy Meng Fang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事务与法律中心
“净零战略”造成了全球碳金融创新的竞争，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目标是在2050或2060年实现“碳中和”。本文对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三个亚太地区的关键经济体的“碳中和”政策工具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该研究考察了支持“碳中和”的六类政策，并根据政治经济和市场特征对其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日本有一个相当多样化的政策矩阵，而新加坡在碳融资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香港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采用了多维方法，既强调减少“碳排放”又强调改善环境质量。尽管香港渴望建成绿色金融中心，但目前它在这个领域落后于新加坡。该研究揭示了亚太地区与“碳中和”有关的创新政策的发展和实施结果。
3. What determines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ayment capability, self-interests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什么决定了国际气候融资？支付能力、自身利益与政治承诺
Ji Qi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Xiang Gao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本文分析了2011-2020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不足的原因。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调动1000亿美元，但目前仍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研究使用一个统一的实证框架来研究气候融资和三个捐助国的特征之间的关系：支付能力、自我利益和政治承诺。首先，研究结果证明了国际协议的重要性。捐助国在对国际社会做出政治承诺后，其气候援助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影响气候资金提供的是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短期经济干扰。第三，捐助国国内的绿色政治倾向对气候援助有积极但非常微弱的影响。最后，我们的结果支持捆绑式援助效应的存在，即能源技术创新和出口总额提升有利于提供气候资金。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未来全球气候融资治理的改善提供启示。
4. How do hard regimes absorb, overlap, and squeeze out soft regimes? Insights from global carbon markets
硬制度如何吸收、重叠和挤压软制度？来自全球碳市场的启示
Ling Chen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Mengying Xie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碳市场中存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但人们对复杂的制度互动却知之甚少。本文特别关注自愿碳市场（VCM）和履约碳市场（CCM）之间的互动，并将VCM视为软制度，将CCM视为硬制度，利用案例研究和基础理论来剖析碳市场的联系和制度互动的驱动因素。我们认为，VCM和CCM之间存在参与者、市场边界和运行规则的制度互补性，这为软制度和硬制度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先决条件。此外，制度互动的因果机制有四种——认知、规则、行为和功能互动，并主要发生在VCM向CCM的方向。此外，碳市场内的制度互动也是动态发展的。软制度取决于硬制度的发展，而硬制度则可以逐渐吸收、重叠和挤压软制度。本研究推进了学界对碳市场内部复杂制度互动的理解，并为未来碳市场的转型提供了理论见解。
5. Paradiplomacy of cities in the Global South and multilevel climate governance：evidence from Brazil
全球南方城市之间的平行外交和多层次气候治理：来自巴西的证据
Laura S. Valente de Macedo 巴西FGV大学基础设施研究和环境解决方案中心
Pedro Roberto Jacobi 圣保罗大学能源与环境研究所
多层次气候治理（MCG）为包括次国家政府在内的多个“非国家行为者”提供了积极参与国际活动的空间。这些活动被概念化为“平行外交”。随着气候问题紧迫性的提升，国家级以下行为体的气候行动通过跨国网络不断扩大。本研究旨在关注研究较少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外交，并以巴西贝洛奥里藏特、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和圣保罗四座城市为例研究城市间网络，以了解它们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虽然巴西的联邦模式没有充分将城市纳入国家气候议程，但是国家内部和跨国城市网络对于建设能力、传播成功经验和影响国家层面的气候政策至关重要。本研究进一步反思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改善城市与联邦层级的互动，并争取在促进落实国际气候承诺的同时获得对气候相关城市倡议的支持。
6.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A Pakistani case
气候变化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一个巴基斯坦案例
Muhammad Mumtaz法蒂玛-真纳女子大学公共行政系
在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面前，各国各级政府都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应对其负面影响。政府间关系（IGR）在协调各级政府制定及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实现顺畅的政府间关系仍然存在众多挑战。本研究通过对巴基斯坦农业部门的案例研究，识别了IGRs在进行有效气候适应治理时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研究显示，巴基斯坦不稳定的政治局势是导致其IGRs薄弱的主要原因。联邦政府与各省之间没有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正式协调机制，地方机构也没有明确的角色、责任和权利。此外，各省之间由于政治理念不同、治理方法各异而缺乏协调，无法进行集体努力。最后，研究还发现民间社会组织（CSOs）被认为在IGR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更多信息请点击期刊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