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an, H., Qi, J. & Gao, X. (2023). What determines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ayment capability, self-interests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GPPG 3, 41–59.  

什么决定了全球气候资金？支付能力、自身利益与政治因素

导语

本文分析了2011-2020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不足的原因。在2009年签订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援助，但直到目前这一目标都尚未实现。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统一的实证框架来研究气候资金和三个援助国所具备的特征之间的关系：支付能力、自我利益和政治因素。首先，研究结果证明了国际协议的重要性。援助国在对国际社会做出政治承诺后，其气候援助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影响气候资金提供的是援助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而非其短期经济状况。第三，援助国国内的绿色政治倾向对气候援助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效果非常微弱。最后，研究结果证明了捆绑援助效应的存在，表现为能源技术创新和出口总额提升将有利于促使援助国提供更多气候资金。

作者简介

钱浩祺是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主任助理、上海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主任助理。主要研究领域为能源与环境治理、政策评估与仿真、经济社会大数据分析。祁霁是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博士生。高翔是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政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主旨内容

1.引言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失灵之一。考虑到历史责任和国家能力，发达国家应发挥带头作用，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支持，而为应对这一全球危机做出更大贡献。2009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这一集体目标。然而，援助国尚未能就各自提供的援助数额达成正式协议，实现1000亿美元目标的进展仍然相当缓慢。

尽管气候资金已成为环境融资领域的一个主要议题，人们对造成现有资金缺口的驱动因素仍知之甚少。现有研究多关注已有气候资金如何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而非气候资金总额为何低于发达国家的承诺。因此，本研究从支付能力、自身利益和政治因素三个方面分析了援助国提供气候资金的基本动因。 

2.文献综述

2.1气候资金中的经济考量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其向其他国家提供额外资金的能力。然而，由于全球气候资金是全球公共产品之一，援助国为避免以自身为代价使他人受益而谨慎行事是合情合理的。援助国的预算赤字也会减少其国际援助力度。其实际支付水平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各种短期经济问题的影响。

2.2气候资金作为获利工具

气候资金不仅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风险，还能为其他国家带来积极的经济外部效应。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帕累托优化后的积极效果，援助国也将获得净福利收益。

2.3气候资金中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也是援助国采取气候行动的关键。例如，援助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国内选民的绿色环保意识都会影响气候资金。援助国对不同类型气候资金的倾向也会受到其国内机构间动态的影响。

3.研究设计

3.1模型

本研究使用了统一的实证框架来研究气候资金与三个援助国特征（支付能力、自身利益和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现有文献，我们采用了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i为国家编号，t为年份编号，γ为国家固定效应，μ为年份固定效应，ε为噪音项。变量 y 表示作为因变量的气候资金指标，以对数形式定义。向量 X 包含以下一组自变量：

GDPgrowth代表年度GDP增长率。Politics代表援助国的政治因素。lnERD代表援助国能源技术研发支出，lnExport代表援助国的出口总额，均代表援助国的自身利益。

本研究还考虑了援助国的长期支付能力和国际政治承诺。我们假定援助国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其长期能力，但不会在短期内影响气候资金金额。因此，长期能力应由国家固定效应来反映。为了研究《巴黎协定》的影响，分别针对巴黎会议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子样本建立面板模型，由此考察两个时期不同影响因素的系数异质性。

3.2数据

因变量数据来源于OECD的气候相关发展援助数据库，资金额以2020年美元实际价格进行衡量。支付能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以2015年实际价格衡量。国内政治因素以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比例和中左翼政党哑变量两个因素衡量，使用的政党席位数据来自维基百科收集的2011-2020年联邦选举结果。有关自身利益这一指标，本研究从国际能源机构（IEA）的能源技术研发预算数据以表征来自政府采购支持的经济激励措施，以2021年实际价格衡量。出口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以2015年实际价格衡量。最后，我们将发展援助总额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于OECD国际发展统计数据库。

4.主要结果

4.1广义气候资金

总体而言，没有证据支持援助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变化会影响其气候资金投入。在《巴黎协定》签署前，绿党席位的增加或左翼政党的执政并不会改变援助国的气候资金数额。但协定签署后，绿党席位的增加会促进援助国提供气候资金。从援助国自身利益角度看，研究未发现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来提供气候资金捆绑援助的证据。但是研究发现，捆绑援助在《巴黎协定》之前存在，气候资金的提供主要受援助国能源技术支出的驱动，但这一效应在协定签署之后便消失了：能源技术支出的增加反而会减少气候资金的供给。GDP增长率的变化在短期内对援助国的气候援助没有影响，但会对长期发展对援助产生较大影响。

4.2能源气候资金

研究还针对三类能源气候资金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巴黎协定》签订前，援助国经济发展的短期变化不是提供能源气候资金的主要驱动因素。签订之后，援助国的 GDP 增长率与能源气候资金的提供呈现负相关。这可能是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以及新兴经济体开始提供能源技术等原因导致的。而国内政治倾向的结果与之前的分析相似。《巴黎协定》之前国内政治倾向并不能明显对能源气候资金构成影响；而在签订之后，绿党政治倾向有可能增加能源相关的减排资金，但会减少适应资金。此外，《巴黎协定》签署后，援助国的气候援助具有更强的捆绑特征，其与能源技术方面的支出和出口总额均密切正相关。

最后，援助国提供气候资金的意愿在气候减排和气候适应方面截然相反。在能源减排资金方面，《巴黎协定》签署前，经济发展水平与资金供给不存在相关性。而《巴黎协定》签署后，援助国更不愿意提供能源减排资金。为此，《协定》前后，援助国的重点已经从与能源相关的气候资金转向了一般气候资金。

5.结论

本文使用统一的实证框架来研究气候资金与支付能力、自身利益和政治因素这三个援助国特征与资金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援助国提供气候资金的意愿不受本国短期经济动荡的影响，而是由其长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巴黎协定》的签署强化了这一因素。而《协定》的签署促成援助国国内的绿色政治倾向对援助水平产生了弱于预期的影响。就援助国的自身利益而言，研究发现了存在捆绑援助效应的有力证据，尤其是在能源气候资金方面。这一结果反映了相比于气候适应问题，《巴黎协定》更强调气候减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