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 J. Subnational territorial reforms and state capacity: evidence from the developing world. Global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2(2), 232-251.
区划改革与国家能力：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拆分行政区划的改革出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种常被称为“政府碎片化”（government fragmentation）的现象给辖区大小与政府品质这一历史悠久的学术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素材。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尝试利用1960-2012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发展中国家一级行政区划的大小变动如何影响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何鉴孜是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国家能力以及以空间和人口变动相关联的城市治理问题。
1. 引言
“碎片化”的行政区划改革在最近的数十年里频繁发生在世界各地，包括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东欧与中亚、启动市场经济改革时的越南、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些改革的背后普遍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有的是地方族群矛盾的产物，有的主要服务于选举政治，有的体现国家“分而治之”的策略。但无论原因如何，这些改革都导致了地方政府数量的增加以及更小的行政区划。
2. 已有研究回顾
对于这种区划拆分的直接影响，国际学界目前主要有两类看法：一类认为这些改革总体上有利于公共资源在空间范围内的更有效配置，并促进了当地的和平稳定；另一类则认为辖区的缩小削弱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对地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把文献回顾的视野扩展到政府辖区规模的一般性问题，就会发现一个历史悠久的关于“最优政府辖区规模”的讨论。无论是纯理论推演还是基于特定政府表现的实证研究，都大体反映了辖区规模缩小和扩大的各自弊端：辖区缩小制约政府的财力和其它资源禀赋，辖区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疏远，妨碍政治信任和民主责任机制的有效性。
3.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在已有讨论的基础上，本研究希望去建立行政区划改革和国家能力这两个议题之间的联系。作为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国家能力反映国家机器推行和实现自己政策目标的能力。在相关文献中，它常常体现为国家从社会经济中有效汲取资源，建立和维持法令严明的官僚组织，能根据更长远的政策目标去塑造社会，使政策和公共服务在领土范围内有效覆盖。结合前面的分析，本研究假设辖区大小与国家能力之间也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过大或过小的区划设置都会对国家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本研究主要借助了Guy Grossman及其合作者（2007）所搜集到的132个发展中国家在1960-2012年期间一级行政区规模的面板数据、Jonathan Hanson和Rachel Sigman（2021）利用21种国家能力测度所综合推算出的各国国家能力逐年估计值以及包括人口、人均GDP、城市化率等常规经济社会控制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本研究也使用了政府质量指数以及多种政府腐败程度的评估指数对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4. 研究结果
分析的结果清晰地显示了辖区大小与国家能力指数之间的倒U形关系。在统计模型里，政府碎片化程度（滞后一年期）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且在9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一国的国家能力随区划的不断缩小而先升后降。这一倒U形的曲线甚至直观反映在伊朗、古巴等国的历史数据上。如果以突尼斯的数据代入模型进行模拟，则该国在国家能力意义上的“最优辖区规模”大致为每38.4万人一个一级地方政府。
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行政区划规模和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异质性，发现这种倒U形的关系在单一制国家以及族群混杂程度（ethnic fractionalization）高的国家里最为明显。
5. 结论
行政区划改革在全球范围内是常见现象。本研究通过对132个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再次发现过大或过小的辖区规模均对于政府的行为表现有不利的影响。较之现有文献，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这个倒U形曲线的规律延申到国家能力的议题上。但研究并未锁定区划改革如何具体作用于国家能力的因果机制，相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