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G launches “Global Frontiers”
GPPG推出“全球前沿”
Yijia Jing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
Evan Berman 巴西FGV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Ting Gong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
Martin de Jong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包容性繁荣”研究所
GPPG正式推出“全球前沿”栏目。在该栏目下所发表的同行评审文章，或聚焦任一国家/地区公共政策或治理实践的任何方面，或从比较的角度对相关共性问题进行讨论。它们既可以是分析性和实证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但应有助于促进学界对公共政策和治理实践的理解，并且需要具有充分的政策意涵。该栏目特别欢迎关于实地设定基准和最佳范例做法的报告。“全球前沿”栏目的文章的字数要求通常在4000-6000字，并和“研究性论文”一样接受同等标准的同行评审
期刊特别感谢优秀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作为公共政策和治理各个前沿领域的领先学者，他们的洞察力、热情和投入对 GPPG确定前沿话题、组织专题特刊、吸引富有成效的学者、实施质量控制和传播期刊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次又有十位杰出学者加入GPPG编委会。在此对新加入GPPG编委会的成员表示由衷的欢迎！
1. Working more, paying less: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usterity measures on the motivation of public employees
更多的工作，更少的报酬：紧缩措施对公职人员积极性的不同影响
Shenghao Guo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Ning Liu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
Bo Wen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行政学系
Jinhan Wan，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
公共组织被期望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有效的服务，随之带来的是可能影响公共雇员福利待遇的紧缩导向改革。本文利用第6次欧洲工作条件调查（EWCS），探讨了影响更长工作时间、更低工资和工作积极性之间关系的偶发事件。本文发现，以紧缩为导向的人力资源实践降低了公共部门雇员的积极性，而且对处于不同层级职位的员工产生差异化影响。而公共组织则可以通过开放的沟通降低员工的这种挫败感。这项研究将及时提醒人们，经历裁员的公共组织能够通过考虑某些重要的组织因素，来显著降低员工的沮丧情绪。
2. The “we” factor in improvisational statecraft: frontline repair of the state in Indonesia’s crisis response amidst resource constraints
即兴治国中的“我们”因素：印度尼西亚在资源限制下应对危机的国家一线修复Ayu Puspita Ningrum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Gabriela Lotta 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公共行政部
受限于较小的自由裁量权，街头官僚们常常发现自己需要在僵化的政策与复杂的一线现实之间进行艰难的协调。本文以现象学的视角研究了印尼一线医疗工作者如何在COVID-19期间行使自由裁量权，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即兴采取非正式措施提供医疗服务。由于正式的应急协议在紧缩的条件下受到限制，陷入资源窘境的同行通过交流产生了采取集体行动的基层动力，从而形成了将一线盟友团结在一起的即兴“我们”。这些合作努力体现了一线政策修复的关系本质和定义轮廓，对这些修复过程的进一步探索揭示了共同的斗争何以有能力激发集体力量，使官僚们协同治理复杂性，克服制约因素构建制度体系，并在匮乏时期促进公平。研究结果支持以机构接受能力和团结为基础的创造性一线举措，和灵活、适应性强的流程，这些流程与只注重合规的范式是相互区别的。
3. Working together: an RACM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apacity
共同努力：政策执行能力的RACM模型
Lihua Yang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Yuchen Wu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Qinming Yue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Yi Ma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政策执行是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现有研究尚未就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建立统一的框架。本文超越了现有的政策执行评估视角，如政府内部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和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等，建立了政策执行能力（PIC）的综合模型。本文将政策执行能力定义为，政府行为者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并强调了行为者的能力和制约因素在预测政策执行结果方面的重要性。然后，本文将政策执行能力的影响因素分为四组，即空间（R）、意愿（A）、资本（C）和方法（M），并建立了政策执行能力的RACM模型。此外，研究还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对环境治理领域的39个案例进行了编码和分析，并对框架进行初步检验。研究发现：（1）政策执行空间对政策执行能力有显著影响，且社会因素的影响大于自然因素；（2）更大的政策执行意愿预示着更高的政策执行能力；（3）政策执行资本影响政策执行方法和政策执行能力，且影响主要存在于货币资本和知识技术资本中；（4）权威执行方法的负面影响较小，而激励执行方法和协作执行方法能显著改善政策执行能力；（5）协作执行方法能最有效地改善政策执行能力。研究表明，RACM模型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政策执行能力研究框架。
4. Urban agglomeration, glocalis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scalar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a case study from Cape Town, South Africa
全球南部的城市聚集、全球本土化和规模转型治理：来自南非开普敦的案例研究
Chris Tapscott 南非西开普大学政府学院
在对全球城市群的快速扩张进行理论分析时，大量文献从地理规模和权力下放的监管角度研究了规模的转变，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空间转型和构成中的关系维度。在这一概念中，规模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和重组的。资本主义关系对规模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监管权力，同时重构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政府权力层级。大都市政府日益暴露在全球市场和跨国公司的影响之下，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努力创造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的商业环境。迄今为止，有关全球与地方的相互渗透的研究主要是在全球北方城市群和规模化转型的背景下开展的。本文则探讨了全球南方的开普敦大都市的全球本土化表现，发现市政府将开普敦转变为与全球市场相联的现代数字经济的雄心体现了全球本土化的许多特征。但是，开普敦所采用的经济模式并未促进社会包容，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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